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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，全国各地陆续展开2023年公务员省考招录，多地将部分岗位的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。比如，河南省公考公告明确，除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职位外，2023年应届硕士、博士研究生（非在职人员）的招录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以下。此外，贵州、天津、湖北、四川、重庆等地在个别基层岗位或专业技术岗位条件上也放宽了年龄限制。
一些地区公考将年龄要求放宽至40周岁，既是好兆头，也带了个好头。这为更广泛的群体就业提供了机会，也为打破“35岁职场门槛”提供了现实路径。
1994年发布的《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》明确：报考国家公务员“年龄为35岁以下”，2019年中组部修订的《公务员录用规定》中，报考公务员条件要求“18周岁以上、35周岁以下”。至于企业招聘，法律并无35岁限定。不过，不少企业招聘却将35周岁作为“年龄上限”。更有甚者，今年2月份有报道称，一些企业将30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。这也让不少求职者感叹“职场的35岁危机提前了”，就业年龄焦虑更加剧了。
年龄成为“职场危机”和“门槛”，而且趋向低龄化 ，绝不是好现象，也很不正常。2022年全国总工会开展了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，目前全国4.02亿左右职工的平均年龄为38.3岁，在职员工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年龄主要处于30—50岁。由此，一些企业招聘设置35岁年龄上限，既不合理也不科学。从一个人的正常成长和职业规划途径来说，35岁左右正是就业黄金年龄，然而求职者因此被一些企业拒之门外，这不利于人才培养和可持续发展，还可能造成人才的浪费。
年龄不应成为横在求职者面前的一道坎，打破“35岁职场门槛”，早已成为社会共识。 现实来看，这既有民意期待，也有客观需要。一方面，这么多年来，“35岁职场门槛”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才流动，造成了社会就业焦虑。另一方面，也是最关键一点，就绝大多数岗位而言，35岁（以上）不算大。公务员录用要求35周岁以下的规定，是1994年出台的。当时，社会人群学历普遍不高，大学毕业生比例较小，第一次就业年龄相对不大，35周岁的限定并无不妥。近30年来，社会人群整体学历有很大提升，硕士、博士毕业生大量涌现，无形中抬高了第一次就业年龄，这样一来，公考还沿用老的年龄要求，就有些不合时宜。与此同时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，劳动力和人才资源潜能需要充分释放和挖掘。适当放宽年龄要求，也就成为必然了。
“35岁门槛”的形成，还与职场一个“偏见”有关——一些人总以为职场从来不缺人。实际上，近两年在一些领域人才和人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已经显现。由是来看，多地公考将岗位年龄要求放宽，是好迹象，也释放了积极的信号——未来或有更多岗位放宽年龄要求。此举为打破“职场门槛”起到了正向的示范效应，有利于缓解就业焦虑、避免造成人才浪费和年龄断层，社会自然乐见。不过，要想彻底打破职场年龄门槛，消除不必要的年龄限制和歧视，让用人单位乐于招聘大龄员工，还需从政策层面给予激励和支持，对职场的各种就业歧视，也要依法惩处。只有全社会形成了科学合理灵活务实的用人观，单位招用新人，年龄才不会成问题。
现代快报评论员 曹玉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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